【編者按】“云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。”山東大學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網站設立“史學名家”欄目，講述我們學院前輩先生的生平與治學歷程、育人故事，既是致敬前輩先生為我們的學科、為我們的學院（系）付出的諸多心血，彰顯我們的辦學傳統和學術底蘊，促進人文社科學術振興，也希望勉勵青年學子感悟大師風采，心懷遠大理想和學術熱忱，繼承發揚優良學風，成長為我們學院一百多年悠遠文脈新的傳人，今后在各地各行業弘揚山大精神，在新時代的奮斗報國路上書寫“山大歷史人”的精彩華章。

“八大教授”是山東大學我院永恒的光榮。20世紀50年代，八位著名的歷史學專家楊向奎教授、童書業教授、黃云眉教授、張維華教授、陳同燮教授、鄭鶴聲教授、王仲犖教授、趙儷生教授甫聚山東大學歷史系，即以中國古史分期、中國農民戰爭史、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等重大學術話題開端發皇，因切中時代變遷而引領中國學術潮流，并由此形成“獨斷之學”與“考索之功”并重的學術家風，奠定了山東大學史學發展之長久格局。上庠大木，蔭綠千秋，“八馬同槽”遂成士林傳奇，山東大學亦以“文史見長”而譽薄海澨。（張友臣教授：《山東大學歷史學“八大教授”群雕落成》，2011年10月15日）

趙儷生教授

農民戰爭史專家趙儷生

趙儷生（1917～2007），原名趙甡，字儷生，曾用筆名馮夷，山東安丘人。我國著名的史學家，早年從事蘇聯文學翻譯和革命文學創作，后專于歷史研究，是中國土地制度史和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奠基人；晚年致力于先秦文化研究。在山東大學期間，他除了講授“社會發展史”、“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”、“馬列主義名著選讀”、“中國通史”外，還開創了“中國農民戰爭史”、“中國土地制度史”等課程，出版了《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》、《文史學的新探索》、《山東歷史上的農民起義》、《顧炎武傳略》等學術專著，培養了一批研究農民戰爭史的學者。他與夫人高昭一合著的《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》是研究農民戰爭史的代表作，也是新中國第一部研究農民戰爭史的專著。他為山東大學的教學和學術繁榮作出了貢獻，與老一代山大人一起創造了20世紀50年代山東大學的輝煌。

趙儷生1917年6月14日（農歷四月二十五日）出生于山東安丘縣景芝鎮東村，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舉人。1934年，他從青島膠濟鐵路中學畢業后，考取了北京大學外語系，上了一星期以后，又轉到清華大學外語系。“一二?九”運動爆發后，他站在運動的最前列，掌過門旗，進行過演講，參加了“左翼作家聯盟”和“民族解放先鋒隊”。他還當過清華文學會的主席，編過《清華周刊》和《副刊》。盧溝橋事件爆發后，他先到山西第二戰區總動員委員會工作，后到離石縣動員實施委員會，跟著游擊隊打游擊，曾寫過一篇《在王老婆山上》，以“馮夷”為筆名登在胡風主編的《七月》雜志上。后又輾轉到晉南，在夏縣人民武裝自衛隊和后來改編的第二戰區政治保衛隊當指導員。后因患惡性瘧疾到西安治療。以后就一直在陜西乾州中學、西安高中、扶輪中學、雍興工業職業學校等校講授英語、國語、歷史等課程，課余研究中國歷史。趙儷生試寫了一篇《清初山、陜學者交游事跡考》，1946年在《大公報?文史周刊》上刊出，博得胡適的贊譽，這是趙儷生的第一篇發表的論文。1946年底，趙先生作為西北地區代表應邀出席在上海召開的“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”復員大會。1947年夏，被傅斯年推薦到河南大學任教，受聘為文學院文史系副教授，講授《明清思想史》。嵇文甫先生在這一方面給了趙儷生很大很多的鼓勵。趙儷生深有體會地說，嵇文甫先生是我一生受益最深的兩位老師(另一位是山東王獻唐先生)之一，如果把學問的長進比作沒水的深淺的話，在他的指導下，“一年前我是泡在漫到腳脖的水里，那么，一年后，我已經泡到齊腰的水里了”。1948年6月，開封第一次解放后，趙先生重返解放區，到當時設在正定的華北大學第四部(研究部)任研究員，開始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。

1949年濟南解放后，趙儷生被派到濟南市軍管會工作，后調到北京中國科學院編譯局。1950年秋到長春，任東北師范大學教授。同年冬到青島山東大學任教。在清華讀書時，華崗的《1925～1927中國大革命史》就給趙先生以深刻的影響。華崗擔任山東大學校長后，趙先生應邀來山大工作，深得華崗校長的厚愛，華崗給趙先生以思想理論上的指導，使趙先生在學術界扶搖直上。在山東大學工作時期是趙先生學術生涯中極為重要的時期。他是當時歷史系有名的“八大金剛”(楊向奎、童書業、黃云眉、張維華、陳同燮、鄭鶴聲、王仲犖、趙儷生)之一。他擔任《文史哲》的編委并先后在《文史哲》上發表文章22篇，甚至有時一年就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達4篇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山東大學歷史系以健全“基礎課”為工作重點。1952年課程改革時，大家商議要開設專業課。為了配合當時政治形勢，與剛盛開的“五朵金花”（即古史分期、農民戰爭、土地制度、民族關系與民族融合、資本主義萌芽這五大問題）研究相匹配，山大歷史系確定新開三門專業課“中國土地制度史”、“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”和“中國農民戰爭史”，分別由張維華、童書業、趙儷生先生擔任。于是，趙先生就與“中國農民戰爭史”結緣。三五年之內，他發表了十余篇研究農民戰爭史的學術論文，并與夫人高昭一先生合著《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》，由上海知識出版社出版。以后又發表了一系列論文，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，是農民戰爭史研究的開拓者。
　　1957年夏，趙先生奉調到蘭州大學任教。1958年被補劃為右派，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和教課、寫作的權利，工資由高教三級降到七級。不久，蘭大的文科下馬，趙先生被并入西北師范學院歷史系，之后在河西走廊山丹縣的農場接受“改造”。在那一片戈壁荒野，他經常挨罵、挨打、罰跪，甚至有時三天不準吃飯。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工暇時他也總是一個人讀書，作了大量讀書筆記。1961年蘭大文科恢復，趙先生又回到了蘭大歷史系。1963年，學校給趙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。1970年蘭大革委會動員正當盛年的趙先生辦理了退職手續。1972年10月，經周恩來總理過問，趙先生得以復職。十一屆三中全會后，趙先生所謂“右派”問題獲得徹底改正，他重新回到闊別已久的講堂和學術園地，煥發出了第二次學術青春。1991年離休。2007年11月27日10時20分在蘭州逝世，享年91歲。
　　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、中國土地制度史研究、思想文化史研究構成了趙先生學術大廈的主體框架，成為趙先生一生學術研究的三個重點。
　　趙先生是解放后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研究的開創者之一，最早開設了農民戰爭史課程，他與夫人高昭一合著的《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》是研究農民戰爭史的代表作，也是新中國第一部研究農民戰爭史的專著。趙先生還培養了一批出類拔萃的研究農民戰爭史的學生，其中以孫祚民、孫達人最為知名。他們兩人后來分別成為農民戰爭史研究中兩個學派的代表，使農民戰爭史從無到有，風靡一時，成為一門顯學。趙先生研究農民戰爭史的許多研究成果都具有拓荒、奠基的作用，一些研究成果產生了重大影響。他“最早判定農民政權依然是封建政權”，高舉歷史主義這面大旗對農民政權的性質作了科學的界定。趙先生研究農民戰爭史的第一個專題是農民的身份；第二個專題是起義和國家機器之間的關系；第三個專題是農民起義與多民族關系間的關系；第四個專題是宗教在起義中所起的作用。先生所提煉概括并率先指出的這幾個專題，成為此后該領域研究向縱深發展的一種“學術范式”。
　　他的《中國土地制度史論要》，是該研究領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。在這方面，趙先生的貢獻之一，就是站在歷史主義的立場用簡單、流暢的語言將土地制度私有由淺化到深化緩慢的演進過程勾勒出來。在對土地制度史的分析論述中，他特別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。他認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能生搬硬套，否則會削足適履，要靈活運用才行。趙先生認為，馬克思主義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解剖中國井田制的一把鑰匙。他指出，“亞細亞”的全部特征在井田制的歷史上并不完備，即有一些特征是沒有的，如水利。這是趙先生對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獨創，也是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。趙先生正是從經典著作中得到啟示，對史料悉心料理，對中國經濟史的每一個關節精心檢查，對周代半公社所有制的井田制度、魏晉南北朝的半國家所有制的均田制度、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地主(相對)土地所有制找到了準確的解釋。

趙先生在思想文化史這一研究領域也有顯著成績。早年自明清思想史入手，并理宋明理學，晚年從《周易》入手探討中華文化的起源問題。他在陜西乾州中學教書時，寫了《清初山、陜學者交游事跡考》，繼之，他又寫了《王山史年譜》和《張蒿庵年譜》等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，趙先生發表《朱熹與王守仁之比較的探索》、《王陽明和他灼學派》等論文，對這兩位以往被一罵到底的思想文化人物予以一定的肯定。關于中國文化思想的源頭，趙先生認為，把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串聯，就可以找到，而這三者又是不平衡的。《尚書》只是條令；《詩》中有生動而豐富的民俗；《易》雖還不是哲學本身，但已經是哲學的胞胎了。而任何一種文化都要以哲學為其軸心，所以《易》最重要。因為，“儒家精研人道，精研人的內在的自我完善，但在宇宙問題和辯證思維方面，相對不足;道家提倡天人之道，頻繁地闡發對立的觀念，但在人際關系和現實社會方面，采消極態度，辦法不足。這兩者通過什么來體現融合呢？是《周易》”。他說：“向‘內’和向‘外’綜合，是一種互補；儒家和道家的綜合、天人之間的綜合，又是一種互補。補來補去，中華文化不就日益壯大了嗎?”
　　20世紀50年代以后，趙先生堅持對明清之際一代宗師顧炎武的研究，出版了《顧炎武傳略》、《顧亭林新傳》、《日知錄導讀》，刊出了《顧炎武經世濟用的史學理淪和社會實踐》等論文，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，他也因此成為名副其實的顧炎武研究權威。
　　趙先生不是窮一經治一史的專家，而是對西北之學、地方史、邊疆史、蒲松齡研究等皆有涉獵。他對西北之學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五涼史、西遼史、蒙古在西域諸汗王史、帖木兒汗國史等。他除與夫人高昭一先生合作出版了《歷史上山東農民起義》一書外，還先后研究過齊魯名士管仲、辛棄疾、王漁洋、孔尚任等。在蒲松齡的研究方面，更是別具一格。他以人性異化的觀點，剖析蒲松齡筆下被社會所扭曲了的婦女的反常心態，既新穎又透辟。

【文稿來源】劉培平主編：《山大第一》，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

【圖片整理】李華陽  常海峰